中印边界谈判从50年代就开始了。1960年周恩来去新德里作最后一次边界谈判碰了一鼻子灰，双方谈不下去，结果导致1962年边境战争。
北京和新德里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地方就不能算“领土”，理论上说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之争。另外一个事实是：半个多世纪来两国驻军在前沿已经面对面，形成了“实际控制线”，再把这条线变成正式边界应该不会有太大周折了。难题似乎在达旺，是昔日达赖喇嘛诞生地，现在印度控制中。
谈判当然需要耐心。两国认真谈判是从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访印开始的。两国愿意坐下来谈就是好兆头，也满足了当时印度政府所坚持的以解决边界纠纷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先决条件的要求。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中方抱怨说：两国官员8轮边界谈判是“炒冷饭”。在拉吉夫建议下，两国成立“联合工作组”使谈判层次提高、视线开阔。
拉吉夫访华，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印度不再坚持先解决边界纠纷再全面增进关系，而是全方位改进关系。正因为如此，两国对边界谈判的注意力减低，会谈15轮后进展不大，走不出“炒冷饭”窘境。
1979年以外长身份访华的瓦杰帕伊于2003年高姿态访华，建议两国以“政治意志”早日解决边界纠纷，把边界谈判提高到总理“特使”层次，以超越政府官员墨守成规的思想框框。温家宝总理赞同说，“特使”人选以后再定。瓦杰帕伊说不等以后，当场就指名总理办公室主任、1970年“毛微笑”的当事人米什拉（毛泽东“五一”在天安门城楼对作为印度代办的他说“两国别再吵下去了”），温家宝也提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
在6年13轮谈判中，中方“特使”一直是戴秉国，印方代表三易其人，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是出身公安情报的资深“官员”，印度总理也由重理想、有诗意的瓦杰帕伊换成经济学家曼莫汉星。
缺乏政治互信
所谓“政治意志”，只能由两国总理及其“后台老板”来表现，这次“特使”谈判，双方都没佩戴“政治意志”的尚方宝剑，所以无法突破，再这样谈下去就只能继续“炒冷饭”了。
2009年8月8日新德里《印度教徒报》刊载了一位年轻亚洲事务观察家的文章，分析了印中关系的矛盾。他认为在最高层次上两国政府和谐相处，“边界（纠纷）不再对两国关系（发展）作梗”，经贸交往火热，两国在世界舞台上合作很好。“可是从深层来看，两国专家对边界（纠纷）的分析是：在克服信任缺乏上很少进展，1962年战争的后遗症继续对两国接触的其他领域投下一片阴影。”
不克服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就不会有边界纠纷的解决，这一分析是精辟的。印度行家批评政府对华政策没有统一的战略思想指导，各个部门多管齐下：搞经贸的发展经贸，搞能源、环保的专管能源、环保，搞国防的加强国防，各有各的对华战略，甚至互相矛盾。
中国对印政策也不是完美的。有一点是重视不够，没把中印关系看成像中美关系那样重要；还有一点是被动应付，把改善双边关系的球踢到印度那边，等待印度主动，印度不让步就耐心等待。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在归途中发表书面谈话说，印中两国正在“共同寻求多极化世界秩序”，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共识是：“当今全球形势需要印中团结合作”。他那次访华的最大感受是：只有一个共同的“全球远见”（global vision）才能使中印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以此推理，缺乏这个共同的“全球远见”中印边界纠纷将永远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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