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肃反的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务之多，不足为奇。德日意法西斯在其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当时的特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 首长负责制。中央明确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26。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肃反的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如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来进行审查工作。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80%；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10%；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10%”27。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相互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悔改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入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要求当地最高负责同志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要求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可靠的一个最高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至广大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要求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予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
调查研究。要求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确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慎重考虑后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利用调查与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的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形情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
争取失足者。要求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20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分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28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培养专业化的审查干部。要求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10%至20%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4000至8000人善干这一套。从1943年4月起至8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2000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能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才有利于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 教育群众。要求在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骨干核心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发展了积极性，打开了眼界，提高了觉悟，真正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29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替代下级，此地不可替代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不过，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毫不放松，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偏向问题。 中央还强调，各地要根据实际，将审查掺杂在整风中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30。中央提议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为审查干部准备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31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政策与实践表明，越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下，越是在艰苦奋斗的条件下，越要注重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营造让各级各类干部健康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软硬环境。这些软硬环境主要包括：确立高级干部的高素质原则，有效地挖掘老干部资源，重视新干部的培养，培养与提高在职干部，恰当地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提拔与任用优秀青年干部，及时地、准确地清理干部队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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